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论坛·“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41讲

2026年5月6日晚上，“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四十一讲在raybet电竞下载广州校区南校园文科楼255讲学厅如期举行，主讲人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吕新雨教授，讲座由raybet电竞下载哲学系徐俊忠教授主持。

“吕新雨老师完美契合了我们学校高校长所提倡的‘学术力、思考力、行动力’。她的行动力不仅体现在带领团队深耕乡村建设项目、扎根田野前沿，更体现在她以极大的气魄连年举办影响巨大的‘全球南方论坛’上，十多国语言的同传翻译，大气势的非凡程度，在高校的学术活动上是罕见的。”徐俊忠教授在主持开篇时，高度评价了主讲人的学术实践精神。

针对本次讲座的主题，他进一步阐发道：“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宣传部便随之设立；长征胜利结束时，毛泽东同志更曾盛赞‘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足见‘宣传’这一范畴的重要地位。然而不可否认，随着时代变迁，‘宣传’一词也曾遭遇某种程度的‘污名化’。在当下的语境中，将其作为标识性概念重新审视，既有意思，也极具现实意义。”随后，吕新雨老师在中大师生的期待中开启了“宣传”一讲。

一、正名与失踪：“宣传”在学术史上的尴尬境遇

吕新雨教授首先直面“宣传”概念在当下语境中面临的复杂性与敏感性。她指出，在新闻传播学科乃至更广泛的公共话语中，“宣传”某种程度上形同“雷区”，其探讨常伴随禁忌感。为“宣传”正名，主要面临两大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挑战：一是源自冷战意识形态的遗产，二是中国自身从“文革”历史中走出的特殊背景。这两大挑战构成了重新学术化地讨论“宣传”的前提。

冷战话语如何塑造了关于“宣传”的全球性认知框架呢？吕新雨教授指出在西方主流语境中，“propaganda”已被建构为一个彻底的负面概念，意指通过选择性信息、情绪动员、符号包装与媒体控制来操纵公众认知的政治技术。它被牢固地与极权主义、战争动员、意识形态灌输等信息控制现象绑定。在这一框架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动员，纳粹德国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运作，以及冷战时期美苏的意识形态对抗，被不加区分地一同置于“宣传”的审判席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框架将苏联的传播实践与纳粹德国的宣传等量齐观，模糊了二战胜利者与战败者的本质区别，这正是冷战胜利者话语霸权的体现。由此，一种“西方自由传播”与“非西方宣传控制”的二元对立结构得以确立并延续至今。在此结构中，西方的国家叙事被称为“战略传播”或“公共外交”，而东方的类似实践则被先验地判定为“宣传”或“意识形态输出”，这使得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传播场域中常处于被预设的辩护位置。

转向中国本土的学科史，吕新雨教授提出了“宣传学”作为“学术史上的失踪者”这一命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中国学界曾有过构建“宣传学”学科体系的明确努力，出现了《宣传学导论》等一批教材与著作。然而，这一学科建设的尝试极为短暂。随着九十年代西方传播学、公共关系学、广告学、舆论学及新闻专业主义课程体系的大规模引入与确立，特别是在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确立为一级学科后，“宣传学”作为一门独立核心课程迅速从新闻传播教育体系中隐退，其内容被分散吸收到新闻理论、传播学概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等课程中。其消失与传播学的进入几乎是同步发生的。

“宣传学”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失踪”，其内在逻辑起点至关重要。吕新雨教授回顾了当时的宣传学建构，其理论前提是严格区分“宣传”与“新闻”（信息）。当时的代表性观点认为，宣传的出发点是宣传者自身的需要，旨在传播观念、争取支持；而新闻的出发点是受众的需要，旨在提供消除认知不确定性的信息。这由此推导出“宣传追逐受众，而受众追逐信息”、“宣传需出资进行，新闻可市场交换”的结论。她坦言，这背后是八十年代中国新闻学界一场关键论争的反映，当时认为市场化的新闻属于“信息”，而非“宣传”。新闻由此从“宣传”的框架下迁移至“信息”的框架下，而研究信息的学科正是新兴的“传播学”。这一逻辑直接导致了学科的深层危机：如果新闻的本质是信息，那么新闻学完全可能被更具普遍性的传播学所替代。这即是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科“传播学压倒新闻学”现状的学科史根源。许多学院更名为“传播学院”或“媒体学院”，“新闻学”的独立地位在学科建制与理论层面均面临挑战，其存续在现实中甚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部校共建”的实践支持。

在此背景下，吕新雨教授认为回顾郑保卫教授提出的“保卫新闻学”论争便具有了新的意义。这场论争针对的正是“新闻无学论”和“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倾向。这一倾向暗含着危机意识，因为如果完全以西方传播学为中心重组中国新闻传播学科，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新闻舆论工作传统、以及“宣传”、“舆论”、“主流媒体”等核心概念与实践，将可能在理论体系中失去位置，或被简单套用外来框架而难以得到真切理解。因此，“保卫新闻学”实质上指向的是“保卫何种新闻学”的根本问题。这涉及到两条不同的新闻学脉络：一条是源自西方、以职业自治、新闻自由和专业共同体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另一条是源自中国本土实践、以实事求是、人民立场、舆论引导、组织动员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二者在真实的定义、新闻主体的构成、新闻与政治的关系等根本问题上存在差异。上世纪90年代，学界曾尝试弥合这两套话语，试图在市场化转型中构建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当时也是调查报道、舆论监督繁荣的时期，如《南方周末》等媒体发挥了显著的社会作用。可以说，如何在学术上正视并融通这两种传统，是理解“宣传”这一标识性概念、乃至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

二、解构与反思：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幻象与挑战

吕新雨教授集中剖析了“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她首先回溯了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本质，指出其标榜的“客观性”原则并非与生俱来的新闻理念，而是19世纪美国报业商业化、民主政治扩张与城市资产阶级兴起的产物。为使报纸从党同伐异的党派报纸转变为面向更广泛市场的商业报纸，必须发展出一套“客观中立”的职业规范以扩大读者群。因此，客观性在本质上是“市场友好型”的机制，是美国特定民主政治制度运行的必要一环。这也解释了为何当特朗普与主流媒体激烈对抗时，所反映的不仅是新闻业的问题，更是美国民主制度自身深层的危机。她强调，这种服务于特定政治制度的新闻专业主义范式，无法简单移植到中国不同的政治社会结构中，否则必然产生错位与困境。

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在1990年代的中国仍有其特殊的生成土壤。吕新雨教授指出，这并非简单的概念移植，而是在中国加入WTO、媒体面临国际竞争与自身市场化转型的双重压力下，媒体从业者为争取职业自主性与合法性而进行的话语建构。当时一种以个体调查记者为核心、强调监督权力、追求公共利益的职业理想被塑造出来，并与“舆论监督”的实践相结合，产出了大量有影响力的深度报道。这使得“监督权力是新闻合法性核心来源”的观念深入人心，并与传统的、强调喉舌功能的党报话语形成了潜在张力。她又以一篇讨论“浙江宣传”的微信推文为例，指出“新闻是监督，宣传是管控”的二元对立思维在当今仍有市场，这恰恰证明了源自上世纪90年代的讨论至今仍未结束，我们仍困在非此即彼的认知框架中。

吕新雨教授接着转向对新闻专业主义全球性危机的审视。她指出，即便在其发源地欧美，建立在市场逻辑之上的新闻专业主义也正面临崩盘。它既未能阻止特朗普上台，自身也在政治极化和雷竞技电脑登录的冲击下公信力破产、经营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驱动雷竞技电脑登录平台市场的逻辑已非“客观性”，而是“情感”与“节奏”，这从根源上动摇了传统专业主义的基石。

那么，中国的实践又提供了何种镜像？吕新雨教授以已故调查记者张和平为例，指出在中国语境下，那些最具影响力的调查记者，其行使监督权力的权威往往并非来自独立的“第四权力”身份，而恰恰来源于其所隶属的如“新华社记者”这类国家媒体机构本身。这意味着，中国主流媒体的监督在结构上是政治体系内部的监督，是中央权力对地方权力、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而非体系外部的对抗。这决定了中国的“舆论监督”具有内在的复杂性：跨地区监督虽有一定空间，但也必然引发地方保护与博弈；监督权力本身也需被监督，否则易滋生腐败。将希望完全寄托于“孤胆英雄”式的调查记者，既不稳定，也可能对地方政治经济生态造成意外冲击。

吕新雨教授由此深刻剖析了当前中国主流媒体自身面临的多重危机。在市场化与平台化的双重夹击下，传统媒体陷入了严重的生存与发展困境，报纸靠摊派发行，内容沦为官员“表态文化”与部门利益的内卷化生产，与群众实际需求脱节；广电等重资产媒体广告收入被雷竞技电脑登录平台掠夺，人才流失、后继乏人；整个采编体系难以适应平台化舆论场的游戏规则，在流量、信任和话语权上均受制于平台。主流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已沦为平台的“内容打工者”，其政治功能与社会角色在全新的媒介生态中亟待重新定位与思考。

三、重构与定义：从“宣传”到“政党组织传播”

在聚焦于中国主流媒体的现实困境与系统性变革方向后，吕新雨教授提出了重构“宣传”学术内涵的理论路径。她首先强调，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看，主流媒体并非普通的市场主体，而是政治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伟业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必须通过党媒发声。因此，主流媒体在政治上具有“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战略地位。然而，与此形成尖锐张力的是，从产业与市场角度看，传统主流媒体已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在2024年与2025年，党中央连续提出“推进”与“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并强调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正是为了应对这种“顶层设计高要求”与“现实生存大危机”之间的巨大矛盾。吕新雨教授指出，当前“新闻宣传”与“网络舆情”分属不同部门管理，本身即是“宣传”从“新闻”中剥离的历史结果。推动二者一体化，实质是试图在数字时代“把宣传重新找回来”，打通内容生产与舆论效果。

面对危机，主流媒体正在进行各种改革尝试，但方向仍在摸索之中。吕新雨教授分析了当前几种路径：一是试图让记者“网红化”，用通俗语言解读政策、连接群众。这虽有一定效果，但将希望寄托于记者个体，并非系统性的组织解决方案。二是推行“媒体+”战略，即让媒体重新深度嵌入政务、文旅、社会服务等领域，以“连接社会”寻求出路。针对这一出路，她敏锐地指出，这恰恰构成了一个历史循环，因为上世纪90年代新闻专业主义建构时，强调媒体要“独立”、“客观”，需剥离这些非新闻功能；如今为求生存，又将当初“拿掉的东西都拿回来”。从追求“客观”转向经营“情感”，从培养“专业记者”转向打造“网红记者”，改革似乎在以新的形式回溯旧有的连接功能。

吕新雨教授紧接着将目光转向新闻传播学界，指出其面对实践危机存在理论脱节。2016年“5·17讲话”将新闻学列为支撑性学科，令学界诧异，这反衬出学科对自身核心的迷失。二十年来，传播学界出现了显著的“媒介化”转向，研究热点紧密追随媒介形态变迁，即从报纸、广电到如今的平台、算法与智能传播。这一转向有其价值，但风险在于滑向“媒介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用技术逻辑替代社会分析，用“平台”解释一切，用“用户”概念取代“人民”主体，追逐热点而忽视了制度、组织与实践。其后果是，对“主流媒体濒死”等根本性现实问题关注不足，用源自西方的“媒介化”理论也难以有效阐释中国独特的政治传播实践。

基于以上分析，吕新雨教授提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重返并重构“宣传”这一标识性概念。她认为，在国际传播中，不宜使用已被污名化的“propaganda”，也不宜使用偏向公共关系的“publicity”，而应直接使用拼音“Xuanchuan”，将其作为一个源自中国实践、具有主体性的学术概念推向世界，如同“Kungfu” “Dao”一样。为在学术上夯实这一概念，吕新雨教授提出了“政党组织传播”这一核心分析框架。她强调，中国的“宣传”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党组织传播”机制，而非西方意义上的操纵性传播。

这一机制包含六个核心要素：主体是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领导、动员、整合功能的使命型政党，其传播是政党能力的关键部分。基础是人民群众：将人民视为在共同实践中形成的历史主体，而非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个体。载体是组织体系：超越具体的媒介渠道，党的基层组织、干部队伍、群众网络等构成了传播的深层结构。核心机制是宣传：是理论阐释、政策说明、群众教育、舆论引导、组织动员和实践转化的复合过程。关键环节是舆论引导：主动进入、回应并提升舆论，将其作为理解社会、凝聚共识的反馈机制。目标是实践动员：最终目的是将思想共识转化为社会行动，以群众实践为检验标准。

吕新雨教授总结道，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等重大成就，并非单纯行政命令的结果，而是通过“政党组织传播”将国家战略、政党组织与社会力量深度融合、协同行动的结果。因此，“宣传”、“舆论”与“组织”是三位一体、循环生成的整体。重返“宣传”的学术探讨，就是旨在构建能够解释中国政治传播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

四、实践与原则：真实性、群众路线与“大宣传观”

随后，吕新雨教授集中探讨了“宣传”与“真实”的关系，并以此为核心，阐述了“实事求是”原则如何作为新时代宣传工作的根本路径，进而延伸到“新大众文艺”与“大宣传观”的系统性思考。

她首先回应了历史上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关于“宣传违背真实”的质疑。她指出，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在于重返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吕新雨教授强调，实事求是不仅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更是宣传舆论工作区别于操纵性、虚假性与形式主义宣传的根本原则。宣传若脱离实事求是，便会退化为空洞的口号与情绪动员；唯有坚持实事求是，宣传才能真正成为解释现实、回应人民、引导舆论、推动实践的“政党组织传播”。因此，无论是新闻报道、政策阐释还是国际传播，都必须经得起事实核验。事实不真，价值表达便失去根基；细节不实，宏大叙事就缺乏可信度；群众经验失真，宣传便丧失了人民性。

她还进一步阐释了“立场与真实”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真实，并非价值无涉的“绝对客观”，而是站在人民立场上，对现实作出的全面、具体、历史的反映。它既反对虚假美化，也反对犬儒化、虚无化和以偏概全；既要呈现人民生活中的困难，也要展现人民解决困难的力量；既要反映群众意见，也要将其提升为公共理性和共同实践。宣传承认自身具有明确的人民立场与政治方向，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无立场，而在于立场是否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是否代表人民利益，是否能经得起实践与历史的检验。

“真实性”的最终标尺是实践。吕新雨教授提出，宣传所表达的理论、政策与价值，必须能在现实中得到检验、回应实际问题并推动实际改变。如果宣传在语言上正确却无法解释现实、不能转化为有效行动，就不是充分的真实。她以自己的田野调查为例，指出群众观看新闻联播，是为了对比中央政策与地方执行，以此作为判断依据。这正体现了宣传应让理论成为群众理解现实的工具，让政策成为改善生活的路径，让舆论共识成为社会行动的基础。因此，宣传的成效不能仅以“说了什么”、“点击多高”来衡量，而应追问是否增进了群众理解、回应了社会关切、促进了问题解决。当然，她也提及主流媒体舆论监督的一个“秘诀”，即只有当报道能推动问题解决时，才会被放行；若客观条件暂不具备，则通过“内参”渠道内部反映。这体现了“内外有别”与结果导向的实践智慧，是“实事求是”原则在宣传工作中的具体运用。

她随后转向“新大众文艺”的探讨，将其视为“政党组织传播”进入群众日常生活、塑造情感共同体的关键路径。吕新雨教授认为，新闻宣传主要解决“事实说明”与“政策解释”问题，而新大众文艺则解决“情感唤起”、“价值体验”与“共同体想象”问题。当乡村振兴通过“村超”“村晚”、短视频、地方美食等文艺形式表现时，抽象政策就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生活实践。这使得宣传从“讲给群众听”转向“在群众生活中生长出来”，增强了其生活穿透力与感染力。新大众文艺的核心在于激发群众自身的表达能力，使普通人的生活经验获得公共可见性，使基层创造力融入国家叙事，让群众在表达中获得主体感。这正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数字时代的生动体现。

吕新雨教授还系统阐述了“大宣传观”作为新时代“政党组织传播”的总体框架。她指出，“大宣传观”突破了将宣传视为宣传部门或媒体专属职能的狭隘理解，强调这是需要全党动手、各条战线协同推进、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系统工程。它将思想建设、舆论引导、文化创造、社会治理与国际传播统一起来，其核心并非简单扩大声量，而是重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组织形态，形成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宣传工作与社会治理紧密衔接的系统能力。因此，“大宣传观”是“政党组织传播”在新时代的宏观展开与系统性表达，也为构建中国自主的传播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框架。

五、愿景与升华：全球南方视角下的中国经验

吕新雨教授将“政党组织传播”的论述视野投向全球，深入探讨了这一概念对于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共同意义及其在国际传播中的应用。她指出，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国家能力不足、社会整合困难、发展共识薄弱、公共舆论碎片化及外部压力等多重挑战，这与百年前中国“一盘散沙”的境遇有深刻的历史呼应。中国共产党通过宣传与组织工作将人民凝聚起来的百年经验，其核心正是一个“政党组织传播”的问题。而西方主流的传播理论，包括其发展传播学，往往预设了稳定的市民社会、自由竞争的媒体市场和完整的国家能力等前提，这些条件恰恰是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所不具备的。因此，对于全球南方而言，关键不在于简单移植某种既定的制度，而在于培育更强大的组织能力，特别是政党的组织能力、发展动员能力、舆论整合能力与共同体建构能力。政党、国家、社会与人民之间能否形成有效连接，是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将发展目标转化为社会共识，并使群众组织成为现代化的主体，是全球南方共同面对的课题，这也正是“大宣传观”和“政党组织传播”能够与全球南方国际传播实践相连接的理论基点。

吕新雨教授认为“政党组织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传播并非现代化完成后的公共沟通机制，而是现代化进程中组织人民、凝聚共识、引导舆论、形成国家能力的重要条件。它将传播与发展、组织与人民、政党与现代化进程有机联系起来，为全球南方国家摆脱冷战话语和西方现代化叙事霸权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从国际传播的实践角度讲，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还是乡村振兴，对外讲述中国故事就不能仅停留在政策宣介或形象传播层面，而应上升到“政党组织传播”的机制阐释高度。国际社会，尤其是全球南方的朋友，不仅希望看到中国取得的成就，更希望了解这些成就背后的工作机制、方法与经验教训。因此，需要深入揭示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组织化的传播过程，将人民组织起来、将发展共识凝聚起来、将社会舆论引导起来、并将国家战略转化为社会实践。这一机制阐释对于理解中国道路与全球南方的发展可能性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基于此，“政党组织传播”框架旨在超越而非简单迎合冷战话语体系。她强调，超越之道不在于争夺“propaganda”一词的解释权，而在于根本性地改变提问方式。冷战话语始终将中国及社会主义国家置于被审判的位置，不断质询“你是否是宣传？”“你是否控制舆论？”，迫使对方陷入被动辩解。而“政党组织传播”则将问题转换为：“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组织化传播实现人民动员、舆论引导、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以及“中国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如何揭示了被西方自由主义传播叙事所遮蔽的组织问题、人民问题与发展问题？”这实质上是争夺关于传播、真实、舆论乃至现代政治正当性形式的定义权，旨在建立一个全新的理论坐标。

吕新雨教授最后以“村超”（贵州榕江乡村足球联赛）为具体案例，展现了“政党组织传播”与“大传播”观的生动实践。她分享了其团队在榕江的调研，指出“村超”的方法论核心是“发展靠群众，群众靠发动，发动靠活动，活动靠带动”，这本质上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群众路线打造出的“人民足球”。她进一步将“村超”的经验与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进行连接，尝试以足球为媒介，推动全球南方民众之间的团结与交流。

最后，吕新雨教授总结道，传播的根本驱动力并非报纸、电视等媒介的技术特性，而是历史运动的实践性。真正的传播物质基础，应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出发，立足于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关系的变革，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才是历史与传播的共同推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石，也是区别于西方新闻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村超”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实践，正是推动新闻传播理论回归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点的契机。今天，中国在百年变局下面临新的“围追堵截”，进入“新长征”，需要与全球南方人民团结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内走群众路线、建统一战线。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根本上正是一个跨越万水千山、共融共通的“大传播”实践，也是“大宣传”实践的终极体现。

六、提问互动环节

在讲座的评议与提问环节，与会学者围绕讲座内容展开了深度的对话与探讨。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邵小文副教授提出问题：在雷竞技电脑登录平台时代，中国共产党是否有必要及可能建立自主可控的公共社交平台，以掌握传播主导权？吕新雨教授回应指出，流媒体在资本和技术层面另起炉灶建立平台的难度极大。社交平台的勃兴，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传统媒体在市场化过程中脱离群众路线所留下的真空。因此，核心解法并非“取代”，而是“驯化”与治理。在中国语境下，私营社交平台已具备强烈的公共基础设施属性，国家需通过有效治理引导平台“科技向善”。以“村超”为例，草根力量与平台算法之间既有借力也有博弈，这本身就是一种“驯化”。发挥政党的组织引领作用，并依靠作为“数字劳动者”的广大用户的实践，才是推动平台向善、掌握舆论引导权的关键。

raybet电竞下载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生朱泽轩提问：“政党组织传播”这一概念在跨文化翻译中，如何准确传达“组织”的动词意涵以避免误解？此外，该概念基于中国先锋队政党的实践，对全球南方多党制国家的理论普遍性如何？吕新雨老师回应指出，“政党组织传播”特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锋队政党，其凭借严密的组织体系和“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身特殊利益”的属性，能将政治路线有效转化为社会行动，这与西方竞选型政党截然不同。提出这一概念，并非为了简单替换“宣传”一词，而是要在学术上正面建构一个工作平台，以破除冷战话语的污名化。该框架旨在揭示中国政治传播中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群众路线“三位一体”的完整机制，从而将中国实践从西方选举政治研究范式中解放出来，形成独立自主的学术范畴。

raybet电竞下载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贾茹老师提问：同为体育赛事形式的政党组织传播实践，贵州“村超”与广东“粤BA”在出圈效果上存在差异。诸如“村超”的成功经验，能否提炼为普遍性的治理模式供异地复制？吕新雨教授回应指出，成功的政党组织传播绝非可机械照搬的“万能模板”或标准化公式。“村超”的成功在于内生性地激活了深层的乡土认同与民族文化资源。异地借鉴必须找到契合本地特定资源（如广东的龙舟赛等）的“地方认同”路径。犹如党的“典型报道”传统，经验需要总结，但政党组织传播效能的核心标准，在于是否真正走通了“群众路线”。这是一个包含政党引领、基建支撑与细致群众工作的系统性实践过程。

raybet电竞下载哲学系、博物馆（校史馆）馆长吴重庆教授高度认同吕新雨教授将“宣传”作为标识性概念并以拼音“Xuanchuan”进行国际对话的主张。他结合自身参与“废墟中的广州、抗战中的中大”这一布展经历指出，当前在历史认知等领域正面临严峻的“认知战”，部分年轻一代因与现实及历史事实的渠道隔绝，其认知建立在高度碎片化、媒介化的“现实”之上。这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动员时所面对的、人们能直接触摸与参与的现实语境已全然不同。在此背景下，吕新雨教授所阐释的“宣传”，其深刻意义在于超越单纯的信息传递，核心任务是“把现实带回来”，将人们重新拉入可感知、可参与的真实历史与现实进程中，而不仅仅是“打在棉花上”的表层话语。因此，他对这种能重新连接现实、凝聚共识的“宣传”实践抱有深切期待。

徐俊忠教授认为，在“宣传”一词被严重污名化的当下，重新审视和阐释中国共产党所实践的“宣传”内涵至关重要。他非常赞同吕新雨教授主张直接使用拼音“Xuanchuan”作为标识性概念进行国际对话，认为许多中国范畴只有用中国自身的语言来直接表达。面对当前纷乱复杂，人们无所适从的媒介环境，他深感需要有旗帜鲜明、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宣传平台，来传播正确信息并引导积极思考。他通过回顾历史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离不开通过宣传，而把原来一盘散沙的群众组织起来，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力量。“长征是宣传队”，必须努力讲准将好宣传的理论。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媒应当理直气壮地成为党和人民忠实的“喉舌”。在党与人民的关系上，他以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对话为例：蒙哥马利认为，真正的政治家必须忠诚于政治信念，毛泽东则认为真正的政治家必须站在绝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这鲜明地揭示中国共产党立场与人民立场的一致性。对于“宣传”作为一门学科加以重建，徐俊忠教授认为大有可为且非常必要。他认为，在新时代，重建具有当代中国意义的宣传话语，需要遵循研究问题应从历史分析开始的方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复兴的历史本身，就是理解“宣传”，建构起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资源。在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学界的重要任务之一，正是把中国共产党宣传实践中积累的这些“好的故事”讲对、讲准和讲好。

最后，徐俊忠教授向吕新雨教授赠送讲座纪念海报，讲座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告终。